1956年1月7日的清晨，福建沿海的渔民们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劳作，正处在酣然入睡的时刻。此时，他们并不知晓，在他们头顶上空，一架从海峡彼岸飞来的飞机股票杠杆最多几倍，正悄无声息地穿越了我军的防空区域，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。

就在这时，福建军区的警报骤然响起，提醒着每一个人严阵以待。当那架飞机飞至泉州上空时，我军的战士们立刻用高射炮向空中开火。尽管敌机迅速做出了几次精巧的机动，避开了我军的炮火，驾驶员的技巧显然十分高超，但飞机的飞行轨迹却异常诡异。根据敌机的飞行模式，我们初步判断，这并不像是敌方的侦察机或战斗机。

消息迅速传递至军区指挥部，引起了当时司令员叶飞的高度关注。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应该迅速采取行动，将这架飞机击落。然而，叶飞在经过深思熟虑后，坚决否定了这个意见。他认为，事情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，过于仓促地击落飞机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。叶飞的直觉告诉他，这架飞机很可能并非敌人，而是起义飞机。

毕竟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起义的情况并非罕见。事实上，自1950年起，就有多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主动投诚。李纯，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的学员，便是其中之一。1950年1月3日，他驾驶着一架AT-6型教练机成功降落在福建漳浦的海滩，宣告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叛。而我军当时的防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，这使得像李纯这样的飞行员可以顺利起义。

为了配合这些起义的飞行员，我军特意在新华社的广播中设立了约定信号，以便与他们取得联系。六天后，李纯的同学黄永华驾驶AT-6型教练机再次起义，按照约定信号顺利飞抵潮安，并与我军取得了联系。然而，这并不是每一次起义都这么顺利，许多飞行员由于没有事先约定信号，甚至在降落前就遭到我军的误击。

1955年1月12日，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郝龙年驾驶C-46型战机起义，他的飞行路线充满了挑战。由于避免被雷达追踪，他不得不采取超低空飞行，但仍然被国民党军舰发现，并遭遇猛烈炮击。飞至福州时，由于没有事先与我军取得联系，他又遭到我军误射。直到郝龙年在福州机场成功着陆，才得到了我军的热烈欢迎。

回到1956年1月7日，叶飞在面对飞机的威胁时，果断下令暂停对其的射击，这一决定无疑是基于此前的经验，显示了他深思熟虑的远见。事实证明，叶飞的判断是正确的。

随着飞机的降落，泉州前线的战士们接到指示，竭尽全力保护这架飞机，最终发现，飞机的驾驶员果然是国民党当局的空军飞行员起义者，松了一口气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架飞机并非侦察机或战斗机，甚至没有任何武器装备。经过进一步的了解，飞行员韦大卫透露，这架飞机竟然是蒋介石儿子蒋纬国的私人旅行专机。

韦大卫的起义为国民党当局带来了极大的震动，与1955年何伟钦驾驶F-47型战斗机起义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韦大卫的起义经过堪称传奇，他为此筹划了整整七年。

1930年12月26日，韦大卫出生于广西桂林的一个富裕家庭，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。家中的三位叔叔都是空军飞行员，这也促使韦大卫从小立下了成为空军飞行员的梦想。然而，在抗战期间，三位叔叔相继牺牲，家人因此反对他从军。

韦大卫自幼思想激进，17岁时，他因在大学期间主持学生运动而被国民党当局通缉，迫不得已南下广州，随后报考了陆军军官学校。进入军校的初衷是为了救国，但他很快意识到，当时国民党军已是风雨飘摇，他们招募的新兵只是为了将他们送往台湾。

从此，韦大卫便开始密切关注如何逃脱国民党军的控制。由于国民党当局深知这些士兵随时可能叛逃，对他们进行严密监管。尽管生活条件艰苦，韦大卫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，最终成功逃离了国民党军。

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，韦大卫加入了空军并考入了空军军官学校。尽管他后来加入了国民党军，但心中对其腐败和不公充满了不满，这也使得他在军中逐渐引起了上层的警觉。国民党空军高层怀疑他是中共的卧底，因此对他进行了多次谈话和审讯。

韦大卫深知自己的处境日益危险，在一次被捕后，他最终决定离开空军，逃往台北，在那里他从事过多种工作，甚至用自己赚来的钱打通关系，成为台北飞行社的一名飞行教员。

在飞行社工作期间，韦大卫有机会接触到蒋纬国的专机。这架飞机本是装甲兵的指挥专机，平日里很少接触，但韦大卫凭借细心的观察，掌握了飞机的飞行技巧。

经过多年的积累，韦大卫终于准备好实施起义。1956年1月6日晚上，他向飞行社的警卫请示第二天的飞行任务，要求为蒋纬国的专机加满油。第二天凌晨，韦大卫和两名同伴成功登上飞机，悄悄起飞，飞机的轰鸣声终于引起了警卫的注意。

与此同时，台北的机场已开始响起警报，四架F-86战机紧急起飞追击。然而，韦大卫驾驶的是一架小型客机，飞行速度远不及战斗机，他只能通过低飞来避免被战机追击。

飞出海面后，韦大卫发现前方有美军的三艘驱逐舰，他决定绕远道避免直接飞越这些军舰。接近福建时，韦大卫多次通过无线电联系我军，但由于没有事先约定信号，始终没有得到回应。最终，他决定在泉州降落，因为那里的防空火力较弱。

正当他飞近泉州时，叶飞敏锐地察觉到这架飞机的真实意图，命令前线部队暂时停止射击。这一决定无疑为韦大卫保住了性命，飞机顺利着陆。

接下来，韦大卫受到了我军的热烈欢迎，甚至有学生在机场献上鲜花。令人惊奇的是，韦大卫在飞机降落后的当天下午，竟接到了妹妹从天津打来的电话，告诉他家中一切安好。

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韦大卫成为了民航的驾驶员，并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。他经常参与宣传演讲，与周总理的接触次数也相当频繁，周总理的关怀深深打动了他。

尽管如此，韦大卫的经历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生活。1981年，他才重新开始工作，次年加入民革，成为“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”的副主任。

有一件事非常有趣：1988年，蒋纬国的机要秘书孟昭旭专程来大陆找到了韦大卫，表示蒋纬国对他的起义表示欣赏，并且没有怨恨。孟昭旭的话让韦大卫大感惊讶，甚至想不到蒋纬国会如此宽容。

然而，尽管韦大卫有意申请入台与蒋纬国见面，但台湾当局始终没有同意。韦大卫的这一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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